一些绍兴事

好玩

估计恨水是把这个当学习资料整的，呵呵

周健

既然是一些**事,就应该有详,有略.但是本家却忘了洛阳纸贵了,或者又是对绍兴文化的极力推崇,所以虽然史料详细,但忘了详略之分,全篇虽然是洋洋洒洒而下,却给人一种乏味之感,终其原因,便是只有高潮,没有低潮,或者说只有低潮,没有高潮,看到一半,便再难以看下去了!

周健

l另:本家提到了了徐渭了.那就考你一下,徐渭绘画有两大技巧(我称之为作弊),是哪两大技巧?

长恨水

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其实越地的文明时期来的也不晚，在余姚就有八千多年前的河姆度遗址。到了春秋时，越地还一度称霸众诸候。在这漫长的越地历史中，产生了无数的名人，留下了无数的历史遗迹。历史文化名城绍兴则是它的中心，历史故事最多，文化气氛最浓。像禹王庙、越王陵、宋六陵、秦始皇会稽刻石，历史遗迹无数。更是名人辈出，在历史上绍兴共出了二十多个状元，八百多名进士。在当代，绍兴有两院院士53人：中科院院士37人，工程院院士16人，数量之多，居全国地级市之冠。还有许多不入统计的教授。毛泽东赞绍兴“名士之乡”，她实在是当之无愧。我随便说几个人物，在历史上都是响当当的：
    王充，唯物主义哲学家，针对晋时玄学而著《论衡》；
贺知章，吴中四士之一，与张若虚等人齐名，虽然没有留下《春江花月夜》这样的偶喜欢的诗篇。但偶天天在说的绍兴方言，他却在诗里提到了，挺兴奋。“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陆游，南宋诗人，一生致力于抗金，恢复中华缰疆土，作诗万首，如果不算乾隆的四万首垃圾，陆游应该是产量最高的诗人了。；
    周敦颐，号濂溪，宋代理学鼻祖，据有人考证，周恩来，鲁迅都是他的后人。（多荣耀啊，俺们姓周的：）
    王阳明，余姚人，时属会稽郡，文武全才，不但是帅才，还是明代杰出的学者，哲学家，老蒋的偶像；
    张岱，明代散文家的集大成者，状元张元忭之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小百科全书《夜航船》，虽然比不上狄德罗的百科全书，但比他要早上两百年，而且，张岱是以一己之力完成的。
    
    还有一些祖籍绍兴的名人：
    稽康，竹林七贤之一，与阮籍两人领衔魏晋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时代；
    周恩来，其实我是多说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是绍兴人，这是谁都知道的。
    朱自清，那脍炙人口的名篇《荷塘月色》与《背影》，还有他的风骨，尤让我敬佩。
    这些名字中还没有包括李清照这些客居绍兴的一些名人。胡兰成也算一旧式才子，可惜是汉奸。
    
    作为“鱼米之乡”、“名士之乡”、在绍兴这方土地上发生过太多的故事。我一直想向别人讲述一下绍兴，却一直陷在“欲说还休”的矛盾中；因为知道自己很难把它们一一写出来，而且相隔这么多的年代，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怎么把他们联系起来呢，这又是一个问题。但是，忽然有一天，我说，能说什么就说什么吧；反正也没人要把文章写得多有深度，多有文采，我的目的只是让人多少了解一点绍兴，那怕只是一些历史事件的堆砌。于是，我就写下了几个小标题：鉴水流长，绍兴四女，风雨鲁镇，王谢风流，寂寞徐渭，绍兴师爷，黄酒飘香，乡关何处。
    
   绍兴四女     
    经常，我会到绍兴京谷大酒店，约我弟弟出来，然后穿过一些小街小巷，再解放路钻出来。临街广场有一座塑像，虽然我从来没去看过，但看他的装束，再联系到他的故居就在附近，我可以认定他就是蔡元培。再继续往南走，穿过城市广场，沿解放面路走上大约走上三百米，便是古轩亭口的秋瑾纪念碑了。
    临街一块空地，花圃中央，一身素衣的秋瑾背手而立，面朝西面的古轩亭口。身后的墙上有孙中山先生亲题四字——巾帼英雄。
    
    秋瑾出生于福建厦门，1895年，年仅19的秋瑾由父母作主与湘潭王廷钧结婚。秋瑾才貌双全，而王廷钧却只是个斗大字不识一箩筐的纨绔子弟,游手好闲。她曾填《满江红》一曲表示对婚姻的不满：
   俗子心襟谁识我？
       英雄末路当磨折。
     莽红尘何处觅知音？
      青衫湿。"
    
    秋瑾仰慕义侠，经常习武练剑，对民族的灾难深表焦虑。1904年秋瑾预见革命怒潮行将来临，她冲破封建樊篱，义无反顾地辞别子女，前往日本留学，由此开始了她一生短暂而壮烈的革命生涯。
    
    她在日本重组“共爱会”，倡反抗清廷，恢复中华，解放妇女。又与刘道一等人组织反清迄团体“三合会”。次年，秋瑾回国省亲，在上海拜谒了蔡元培，又回绍兴会见徐锡麟，并加入光复会。秋瑾再次东渡日本时，途经黄海，写下“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等充满激情的诗句。
    在日本黄光住所与孙中山见面后，秋瑾参中中国同盟会，并被推为浙江省主盟人。她创办了《白话报》，发表了《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普告同胞檄》等文章及《同胞告》、《宝刀歌》，向清朝腐朽势力宣战，唤起人民革命。此时，她已是一具激进的、而声望的革命家，“每际大会……则抠衣登坛，多所陈说，其词淋漓悲壮，荡人心魂。与闻之者，鲜不感动愧赧而继之以泣也”。当年十月，日本政府文部省公布了取缔中国留学生进行爱国活动的无理决定。中国留学生悲愤万分，纷纷表示抗议。在浙江留日学生集会上，秋瑾发表演讲，并鼓励留学生回国参加革命。在慷慨陈词中，她竟从靴中取出倭刀，“豁”的一声插在讲台上说：“如有人回到祖国，投降满清卖友求荣，欺压汉人者，吃我一刀。”
    
    秋瑾被捕前，她的主要精力放在组织武装起义方面。她一方面联合浙江、江西、湖南一带革命会党的力量，另一方面着重组织浙江省内革命党人的队伍。1907年春，她从上海回到故乡绍兴，主持大通学堂的校务担任督办职务，借机继续暗中培养革命骨干力量。她公开提倡军事训练，学生们每天背枪上操场操练，秋瑾自己也常骑高头大马，身穿男子服装，英姿飒爽，在绍兴街上来往，给人一种革新之感。
    同时，秋瑾以办学为名，到各地进行革命活动。她联络了浙江武备学堂、陆师学堂师生共同举事。革命会党方面有多年从事反清斗争的王金发等著名首领参加起义，她在浙江共组织了六万多人参加的光复军，推徐锡麟为首领，她自己任协领。定于7月19日在安徽、浙江两地同时举行武装起义。不料，起义计划在传达消息中泄漏，徐锡麟于7月6日在安庆仓促起义，在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后被捕，当晚英勇就义。
    而秋瑾等起义日期也被劣绅胡道南密报于绍兴知府，秋瑾处境十分危险。会党首领王金发赶到绍兴劝说秋瑾离开绍兴，她此时已与抱定了殉国的决心，写了《绝命词》寄给她的女弟子徐小淑。不但没有离开，反而催促王金发尽快回去。13日下午4时，清军突然包围绍兴大通学堂。此时，学生又劝说秋瑾从后门离开，被她再次拒绝。清军进入校内，秋瑾率学生英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为清军捕获。两天后，秋瑾在绍兴轩亭口英勇就义，年仅32岁。在狱中，秋瑾只留下了七字：秋雨秋风愁煞人。
    
    南社革命诗人柳亚子惊闻噩耗，泣血陈歌：“恶耗惊传痛哭来，吴山越水两堪哀!”“一笑人间痴女子，如君端不愧娲皇”。
    
    秋瑾就义后，灵柩由其密友徐自华女士从绍兴文种山迁葬于杭州西湖西泠桥畔。丧心病狂的清庭竟然不肯让烈士安息，墓险遭掘毁，无奈之下秋家只得迁灵柩寄厝于绍兴。王廷钧去世后，王家又以其子王沅德的名义将灵枢迁回湘潭，于湘潭郊区昭山附近，与王廷钧合葬。直到辛亥革命胜利后，经湖南、浙江两首人士商议，才遵循烈士生前遗愿返葬杭州西湖原墓地。应徐自华女士之邀，孙中山专程从上海到杭州西湖西泠桥东祭吊秋瑾烈士墓，亲题赠“巾帼英雄”挽幛，挽联：”江户矢丹忱，感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热血，愧我今招女侠魂“。柳亚子也在吊烈士墓后，赋《吊鉴湖秋女士》两首：
  
    绍兴出色的女子并非只有秋瑾一人，除侠女秋瑾之外，还有美女西施，孝女曹娥和才女唐婉。有人将她们四人并称绍兴四女。
    
    其中属西施年代最早，作为古代四大美女之一，她的故事广为流传。
    其中最扑朔迷离，莫过于越灭吴之后她的去向。因为正史无载，所以众说纷坛，不一而足。但一般都认为在吴亡国后，勾践因忌西施“亡国”之名，而将其沉入江中。直到明代梁辰鱼作昆山腔剧《浣纱记》，将西施的结局变成与范蠡共泛五湖。有情人终成眷属，这样的结局虽然庸俗，但却善良，所以常被大家接受。但这里却存在一个人性的大大悖论，即范蠡与西施早已相爱，范蠡又何忍将心爱的女子送入吴宫呢；而作为一个女性，西施被自己的情人提议并亲自贡献给夫差，她还能在吴灭之后与范蠡携手归隐？相比之下，反倒是前一种说法，符合勾践的身份，更为合理。
    
    可是，历经2500年风雨沧桑后，西施有没有返回故乡，是否被勾践所杀，都已经不必去寻求答案了。无论绍兴，还是苏州都没有计算这些，历史也更不会在意这些小节，若是阐明了这千古迷情，历史也便索然无味了。
    
    西施的源头位于现在的诸暨城关南部的苎萝山。山麓浣纱石上有王羲之亲书“浣纱”，在不远外，在相传的西施浣纱之处，当代书法家沙孟海题“西施浣纱处”五字。诸暨境内，神秘而又古老的若耶溪，也因此得尽风流。南朝时期的王籍、谢灵运，唐代李白、杜甫、孟浩然、元稹、刘长卿，宋代苏东坡、王安石、陆游，明代王阳明、徐渭、王思任等，都曾泛舟若耶，寻觅芳踪，留下无数诗篇。
    而苏州，也以她的宽容和大度对待了这位给他们带来灭国之灾的姑娘。他们认真保留她的遗迹，因而灵岩寺（馆娃宫）反而比诸暨有了更多可触摸的真实。苏州人即不把她当作一个命题去完成，也把她当作神来膜拜，而仅仅只把她当一个人，一个女人来看待。平和——是他们对西施的态度。对于苏州人对这位可怜的弱女子的包容，作为一个越人，我感激不尽。
    为了纪念这位以身许国，忍辱负重的绝代佳人，故乡人为她立了西施庙。李商隐曾写下“西子寻遗殿，昭君觅故村”的诗句。对此我只能苦笑，西施是否真有这般的献身精神，一个乡间女子是否真有这般情操跟见识，且不去论它；那时所谓的“国”只是诸候国，两国之争只是诸候争霸而已，真正的“国”那是还是周朝。西施究竟是什么一种身份？我无意于贬低西施，但有些话却是不吐不快。
    
    先且不去说骊姬，赵飞燕些真正的扰乱宫廷，祸国殃民的。单说这四大美女，有谁能为自己作主的？杨玉环是被强占的，王昭君是御笔圈定的，貂蝉是养父王允跪求的，而西施更是范蠡为美人计而特选的。那些男人们，在关键时候把她们推上了历史的前沿，和亲也好，除贼也好，以身许国也好，都不过是身不由己。因为她们都只是女子，可有人想像过王昭君出塞时凄惨的回眸，又可曾有人想像过貂蝉周旋于血雨腥风中无言的疲惫，杨玉环再风光无限，在腥风血雨中，也只得给只图自保的李隆基献身。酒池肉林，烽火戏诸候，难道竟都是女人的错吗？
    
    所幸的是男人并非人人是糊涂蛋。吴伟业用“圆圆曲”替女人们申了冤屈，崇祯，刘崇敏，李自成，吴三桂，四个大男人何曾把当她作一个人看过，除崇祯立志振兴明朝而把她送出宫廷外，其他三人，似乎陈圆圆在谁手里，就是谁得意的标志。
    其实，历史上有很多事件都以一个美女做主角，但她们并非政治家、野心家，而往往只是一个玩物、一颗棋子。她们被某个可能对历史发展产生影响的领袖人物所占有，或被眷恋，或被利用，在无意中或预谋中，引起矛盾、争夺与斗争，从而影响了历史进程。这些女子，不同自主地卷进了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旋涡，“倾国倾城”之貌也真的起到了倾国倾城的作用，可是到了最后，她们自己往往也成为这种斗争的牺牲品。这样的故事并非中国专有，荷马史诗描写的特洛伊战争就是公元前十二世纪同样是为一个海伦而起的一场长达十年的战争。
    
    西施还得个千古美名，而与西施同赴苏州的同村人郑旦，却因为早逝，只是在西施庙的角落占一个“郑旦亭”的位置。
    
    美哉，壮哉，悲哉，哀哉！女人，历史对你们的愧疚罄竹难书。把那副沉重的担子压在了你们嬴弱的肩上，那些号称英雄才子的人杰们愧对你们。
    
    （说句题外话，绍兴女子除了西施外，还有个传说与苏州相关。传说中的祝英台就是绍兴上虞人，而梁山伯是苏州人。在上虞，也确确实实有一个祝家庄。就是没有男子跟苏州女子故事）
    
    
    绍兴是水乡，水网密布，纵横交错。除西施的若耶溪外，著名的还有曹娥江。曹娥江古名舜溪。魏晋时期就是二王、二戴、二谢常泛江上，到得唐朝，更有有诗人慕晋时名士的风采而来，一时有“唐诗之路”之美誉，《全唐诗》二千五百二十九人，竟有六百多人到过这里。
    此处引一段古人对她的胜景的描写：
    万壑争流之水四面咸凑，或奔或流，浅而为濑，深而为潭，多湾埠，多名景。春来水涨桃花，鱼鲽翻跃，有岸芷汀兰之馥郁，有鹧鸪脊鹆眠沙戏水之安详，使人犹入武陵桃源；夏滂暑雨数日，则千岩飞瀑水漫绿岸，不流若骤，触堤走石，奚啻乎瞿塘滟淤；秋高霜露气爽，忧无识滓，白沙铺玉，澄波拖练，日光晃漾，天水一色，不灭断矶赤壁；严冬冰雪消霁，万象廖阒，禽鸟无声，渔歌绝迹，梅影横疏，洌侵寒碧，恍然若罗扶境界……
    当然，这是以前的事了，现在的人为破坏让曹娥江早已失去了往日风姿。五陵秀色不见了，漠北尘沙倒是漫天飞扬；渔歌唱晚的雅致也被机帆的喧嚣所取代。唯一不变的是江边流传的那个传说：
    据说古时舜江的凤凰山下，有有个不知名的小渔村。村里有个姓曹的渔父，这渔父有个女儿叫曹娥，年方一十四岁，生得美如天仙，又聪明绝顶，还是个远近闻名的孝女。
    某年春夏之间，天降暴雨，舜江洪水暴涨。江上浊浪滚滚，洪水淹没了滩涂。老渔父依旧下江捕鱼去了。曹娥煮好晚饭，净等父亲不归，就到江边张望，一直等到天黑，哪里有父亲的踪迹？直到与父同去的渔人回来，曹娥跑去询问，渔人们告诉她，老渔夫的小船已经被水卷走了，生死未卜。
    
    曹娥一听，拔脚向江边奔去，哭叫着在江边来回寻找，任谁也劝她不住。乡亲们见此情景也热泪满眶，围着江堤怨皇天。到十七天时，渐渐绝望的曹娥，脱下外衣投入江中，对天祷祝说：若父尸尚在，让衣服下沉；如已不在，让衣服浮起。言毕，衣服旋即沉没，一声呼喊，纵身向江水扑去。只见江水滔滔，曹娥的身子一下子被巨浪淹没了。
    三天后的江面已经风平浪静，江水清澈明亮。在下游十多里的江面上，一直在寻找曹娥父女的人们看到一股江水在盘旋。细看之下，发现是背贴着背的一男一女，女的反剪双手紧负着男的，正是溺水身亡的曹娥背负父尸浮出了水面。人们都说这是她的孝心感动天。他们好生安葬了曹娥父女，又在曹娥跳水救父的江边造庙塑像，尊她为"孝女娘娘"，还把渔村叫做曹娥村，把舜江更名曹娥江。据说，直到现在，曹娥江不管水急潮猛，江水奔腾咆哮，一到曹娥庙前面，立即变得无声无息，仿佛愧对孝女，悄悄遁去，过了曹娥庙门口，才敢再发出响声。
    
    传说归传说，关于曹娥事迹在各种文献多有所载，事发生在东汉年间，其父曹盱为一巫者，能“抚节按歌，婆娑乐神”，汉安二年，（143）五月五日，曹盱乘船在舜江中迎潮神伍君，为水所淹，不得其尸。后代有五言长城之称的刘长卿与李白等人诗咏曹娥，如李白的《曹娥江》：
   人游月边去，
    舟在空中行，
    此中久延伫，
    入剡寻王许，
    笑读曹娥碑，
    沉吟黄绢语。    李白诗中所说的曹娥碑上的“黄绢语”，即"黄绢幼妇，外孙齑臼“的字迷，《世说新语》有载，罗贯中《三国演义》更有详细的叙述。绍兴上虞的字迷源远流长，而这个只是其中一个。
    曹娥死后八年，被朝廷封为孝女。已故作家王小波说：“自打孔孟到如今，我们这个社会里只有两种人。一种编写生活的脚本，另一种去演出这些脚本。”
    为一具死尸而送命，以至于让我觉得“王郎卧冰，“郭巨埋儿”这样故事都显得不再触目惊心了。这样，我也就明白了鲁迅先生为什么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因为先生从这些书里只看到了两个字——吃人。
    
    那块曹娥碑与那些贞洁牌坊一样，同是封建礼教“吃人“的罪证。诚然，百行孝为先，孝是我中华传统美德，我丝毫没有诋毁的意思。但这种行孝的方式实在不宜提倡。孟子骂杨朱墨子：无君无父，禽兽也，朝廷封曹娥为孝女，说穿了，只不过是借机推行它的孔孟之道而已。
    
    孟子说“舍生取义”，朱熹说“舍己为人”，儒家的本义里面似乎总少不得一个“舍”字，若是舍却自我，真的换得正义，为人谋得幸福倒也是值了。但像曹娥这样，舍了性命只是为了一具尸体，儒家的价值观念就大大值得商榷了。如果世人都学了曹娥，扑通扑通跳水去捞尸体去了，那就热闹了。还好，这种蠢事没有发生。
    
    
    
    苏州园林冠绝天下，但说到名气，绍兴倒也有两个不输于苏州众名园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两个园占了大文豪的光。一个是百草园，这算不上什么园林，只不过是鲁迅家的后院罢了。这个自然不消我来说了，即便只有初中文化的人也知道鲁迅先生脍炙人口的名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另一个就是沈园了，它不仅仅关系到了一位大文豪，同时也与“绍兴四女”的最后一位有关。
    沈园是越中名园，距今已有八百多年历史，相传是宋时一沈氏富商的私家花园，是时人游憩佳处。“沈氏园”是郭沫若所题。走进沈园北门，迎面就是一块大石，石上“断云”二字系陆游手迹。但这石头已被人为地剖成两半，以象征一段“孔雀东南飞”的爱情悲剧。
    南宋诗人陆游在二十岁左右娶表妹唐婉为妻，唐婉才貌双全，诗辞歌赋无一不精，与陆游可谓情趣相投，夫妇二人伉俪情深，如漆如胶。不料只及两年，唐婉竟为陆母所恶，逼陆游休了唐婉。陆游百般央求，陆母只是不允。孝字当头，因为母命难违，陆游万般无奈这下，只得忍气吞声，与唐婉依依而别，各自嫁娶。谁料多年之后的一个暮春时节，陆游携妻王氏游沈园，却不料正遇着唐婉与后夫赵士程，陆游睹人思情，无限悲戚，唐婉也感概不已。正当陆游暗自神伤，欲抽身离去时，唐婉却征得赵士程同意，遣人送酒肴致意，陆游更是悲难抑，极少填词的他，遂挥毫在园壁上题下一首《钗头凤》：紅
   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色宫墙柳。
    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
    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字字血泪深情，题完，便携妻怅然而去。
    唐婉读罢，也是衷肠寸断，悲痛欲绝，和词一首：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
    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雨斜栏。难！难！难！
    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
    角声寒，夜阑珊，怕人询问，咽泪妆欢。瞒！瞒！瞒！
    不久之后，唐婉便忧郁而终，只余下几卷诗词，一段悲壮凄美的爱情故事。
    
    唐婉死后，陆游又北上抗金，数十年的风雨生涯，辗转东西南北，都无法排遣诗人心中对唐婉的眷恋。到了晚年，重回绍兴时，又游沈园。间隔四十年，那半面破壁上的字迹已经模糊难辩，他触情伤情，不免泪落满襟，又题诗一首。诗中哀悼：泉路凭谁说断肠，断去幽梦事茫茫。到了古稀之年，陆游寓居沈园附近，“每信城，必登寺眺，不能胜情”。期间又有数首怀念唐婉的诗，其中一首《沈园》说：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土，尤吊遗踪一泫然。甚至在去世前一年，他还在写：
    沈家园里花如锦，
    半是当年识放翁，
    也信美人终作土，
    不堪幽梦匆匆！
    
    真不知唐婉是何等样的女子，竟然令陆游在她死后六十年里不断怀念。这样的爱情，与其说是一场悲剧，真不如说是一种福份。鱼玄机说：易得无价宝，难得有情郎。唐婉也当死而无憾了。
    
    
    绍兴女子杰出的很多，比如烈女清风，母仪一方的谢道韫。但在绍兴，这四人最为有名，也最有代表姓，而且是本土选手。不可否认，绍兴二千五百年的历史中，保留着一种文明，即老子所说的“贵柔守雌”的女性文明。即便是越王称霸时也少不了西施纤纤女儿态，虽然名士辈出，也掩蔽不了这种清纯的女性文明。
    

长恨水

王谢风流
  
我和小弟常去的酒店是咸享，所以一直要沿着解放路一直往南，经过古轩亭口直到鲁迅路再向左转。而站在鲁迅路与解放路的交叉口面南，联想到的是会稽山和兰亭，这两个地方正分别代表王谢两家的核心谢安与王羲之。
    
    魏晋处在历史的夹层，战乱不断，充满血腥。但阮藉稽康为代表的魏晋风度却能穿越唐宋风尘，透过明清的阴气，令千年之后的我们油然神往。如果曹魏风流多集洛阳，那么东晋风采尽属山阴了。曹魏前期是慷慨任气的建安风骨，末期则是遗落世事的竹林酒徒。而到了东晋，便是王谢的世家风范。正所谓“山阴道上桂花初，王谢风流荡晋书”，
    
    王家是江南大族，西晋未亡时，王导帮司马睿巩固了在江南的地位。司马睿登上帝位后，更有“王马共天下”之说，可见王家当时权势。书法家王羲之便出生在这样一个大家族中。太傅郗鉴知道王家子弟都是青年才俊，便起了与王导联姻的想法，就遣人到丞相王导府中为女儿都提亲，对王氏子弟来说，这是一个得攀高门的难得机会，一个个或神气端肃，或扭捏作态、搔首弄姿，唯独有王导的侄子王羲之依旧在袒腹东床，孰似无睹，不料郗鉴选中的就是这个“袒腹东床”的少年郎，从而为后人留下“东床快婿”的佳话。
    
    王羲之素无廊庙之志，性喜山水。在会稽任御史时，与许询、支道林等名士名僧为伍，出则渔弋山水，入则吟咏属文，放情丘壑，兴寄烟霞。
    
    有一次，王羲之出游，遇到一老妪卖扇。因为当时正是初春天气，老妪叫卖了半天，手中的六角扇却一把也没能卖出去。王羲之见了奇怪，便过去问她。老妪回答说，大儿子被征去修钱塘江了，二儿子给人做工，家里只有一个病在床上的老头；生计艰难，所以编扇子卖点钱贴补家用。王羲之听了，就借来笔墨，在每把扇子上写了五个字。老妪不知王羲之之名，更不懂书法，只是见他在自己的扇子上任意涂抹，便心中不喜。王羲之写完后，告诉老妪：“叫卖时就说扇子上的字是王右军写了，每把卖一百钱。”老妪半信半疑，不料按王羲之的方法试了试，果然有许多人来抢购。
    
    王羲之却因此而心情沉重，就写了一道奏折，希望朝庭能减轻徭役和杂税。可见王羲之虽然纵情山水，却非遗落世事。每逢饥荒，王羲之就开仓振贷，朝庭徭役繁重，他也常常上疏为民请命；遇事又极有远见，殷浩北伐，王王羲以为必败，就写了一封信，信中他析了形势，认为不宜北伐，应当先以长江为天堑，“更与朝贤思布平政，除其烦苛，省其赋役，与百姓更始。”后来北伐果然失败。他还在给好友谢安的信中，屡次提及漕运：“今事之大者未布，漕运是也。”
    永和九年，对中国书法来说是一个特别的年代。这年春天，王羲之与谢安等名士汇集兰亭，修袚褉之礼，曲水流觞，饮酒赋诗。所谓“曲水流觞”，是古时文人的一种游戏，大家在曲折的细流上，放下一杯斟满的酒，然后任其顺水漂流，停在谁面前，谁就要喝了酒并赋诗一首，或讲故事一则。当杯子停在谢安面前时，才学出众的谢安却出人意料地讲了一则故事，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法号玄妙的道士想让王羲之替他抄一本《道德经》，但因为素无往来，不敢贸然相求。他听说王羲之喜欢鹅，就买了许多鹅精心喂养，王羲之知道后就前去求购，玄妙道士乘机请求，王羲之一口应承。这就是传为美谈的“书成换白鹅”的故事，即使现在去兰亭，也不可不看兰亭白鹅。讲完之后，众人抚掌而笑，王羲之想起此事也不禁莞尔。
    众人饮酒赋诗，兴致颇高。不知不觉中，夕阳西下。同行的四十一人，共作诗三十七首，有人建议成集，并推举王羲之写序。王羲之爽快答应，乘兴而书，写下了名震千古的《兰亭集序》，这篇短文仅有三百多字，文风清秀，情文并茂，是不可多得的文学佳作；让它名满天下的，却主要因为它书法名作，后人先赞它“遒媚劲健，绝代所无”。整篇书法酣畅淋漓，犹如天马行空，总共三百二十四字，却有二十个“之”字，形态相异，各有其妙。据说，王羲之后来尝试着将它再写一遍，却再写也写不出这份神韵了。
    《倚天屠龙记》里也有过类似的事情，说的是张三丰在写完江湖上关于倚天剑屠龙刀的二十四字后，对张翠山说：“我兴致已尽，只怕再也写不出那样的好字了。”王羲之再也写不出《兰亭序》原来的神韵了，不说像我这样的凡俗，即便是王羲之自己，只怕也得归于“心境”之说吧。同样，如果没有先人坟墓惨遭毒手，没有那么满腔悲痛，没有那股深沉的心情，只怕王羲之也写不出《丧乱帖》来。
    王羲之将《兰亭集序》传给了王氏子孙，但后来同他的另一些作品先后落入李世明手里，李世明爱不释手，所以死时将它们殉葬昭陵。后来坟墓被盗，《兰亭集序》的原稿也就失传了。
    
    王羲之在山阴时往来最为频繁的是尚未出山的谢安。谢安少有重名，东晋初年的不少名士如王导、桓彝都很器重他，都对他寄予很大的期望，以至时常有人说：“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然而谢安却对此泰然处之，隐于会稽东山，不愿出仕。谢安寄情山水，并非无视苍生，而是对现实政治有看法，他有自己的精神追求。直至好友王坦之去东山面请，痛陈社稷危艰，国势衰微，已界不惑的谢安才悚忧而起，应召出山。
    谢安出仕的二十余年中，用以静制动，以和制乱手段处理了朝野许多复杂的人事关系，保持了东晋王朝的相对稳定。其中有两件大事特别值得一提，一是遏制了大司马桓温篡夺晋室的图谋。二是他及时招募氏族子弟，培养“北府兵”，在军事上作了讨逆的准备，以“北府兵”为主力，大败了前秦符坚90万大军的南侵。“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就是描写“淝水之战”中前秦军队战败时的情景。
    约五十年后，江西庐山迎来了一位隐居的陶渊明，相隔五十年与谢安东南相对。自此之后，世风日下，封建朝庭为粉饰太平，做到“野无遗贤”，便会征召一些隐士出仕。因隋朝以前尚未有科举制度，所以许多热衷于功名的文人，因入仕无路，便借隐居来抬高声望，等待朝庭的征召。所以才有绍兴人孔稚珪因周子一事而作《北山移文》。会稽山中，直到明朝，王冕躲避朱元璋的征召而隐居，东山才迎来了一位继谢安之后的真正名士。
    晋无文章，唯《归去来兮辞》而已”，曹魏有曹氏父子、七子，七贤，西晋也有三张，二陆，二潘，一左，南朝时有二谢，鲍照，庚信，江淹等人。我认为这话中的“晋”应当是指东晋而言的，在陶渊明的时代，王羲之谢安虽然是王谢两家的代表人物，才情具佳，但终非历史上一流的大家。不过，谢家却出了一个了堪称“人中之凤”的人物，与陶渊明相映成辉。她就是谢安的侄女谢道韫。
    谢家人才鼎盛，谢安却独欣赏谢道温的聪颖与才情。有一天谢安问她：“毛诗何句最佳？”谢道温答道：“诗经三百篇，莫若《大雅．嵩高篇》云，吉甫作颂，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吉甫就是周朝的贤臣尹吉甫。“吉甫作诵”是指的尹吉甫写的“丞民之诗”，这诗赞美周宣王的卿士仲山甫，帮助周宣王成就中兴之治。辞清句丽，传诵不衰。谢安也不无同感，称赞谢道温颇有雅人深致。又有一次，大雪之日，谢家小辈齐集，谢安饮酒赏雪，雅兴大发，决意考考一考小辈，于是，谢安问大家：“撒盐空中差可拟。”谢朗仓促而对：“撒盐空中差可拟。”众人一听，觉得比喻贴切，拍后叫好。谢安捋着长须，却不做声。谢道温接着说：“未若柳絮因风起。”谢安为之击掌叫绝。后世遂用“咏絮才”比喻女子有才华。曹雪芹在红楼梦的金陵十二钗正册上对宝钗和黛王的判词就写道：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
    谢安怜谢道韫之才，想亲自为她觅婿；封建社会讲究门当户对，更何况门阀制度已经形成晋代，当时最合适的莫过于王家了。王羲之共生七子：王玄之、王凝之、王徽之、王操之、五蕴之、王涣之、王献之。其中名者五人，长子早逝，而其中以王献之最为杰出，父子二人先后联辉，世称“二王”。据《晋书·王献之传》记载："（献之）七八岁时学书，羲之密从后掣其笔不得，叹曰：'此儿后当复有大名。'王献之初学父，后改张芝，晋代独王献之得张芝“一笔书”之法；他在墙上写的方丈大字，连王羲之也叹为观止。但其时王献之尚年幼。
     谢安最初本来属意王徽之。王徽之为人任性放达，卓荦不羁，放情声色。曾留下了“雪夜访戴”的千古佳话，说的是在一个雪夜，月色皎洁，王徽之边饮酒边逍遥自得读左思《招隐士》，忽然突然渴望会一会老朋友戴逮，于是立即泛舟剡溪，经一夜方到，到了戴逮门前却意兴阑珊，又立即驾舟回府。有人奇怪，问之，他却答道：“乘兴而来，兴尽而去，何必见怪戴”这就是晋时名士的风度，一种自由的、非功利的唯美的生活状态。与唐时放达的时代精神同样为我所向往。但就是因为这件事，谢安误认他为有始无终之人，退而选择了王凝之。这也体现了王谢两家观念上的差异，王家子弟虽世代为官，却大都崇尚老庄，个性率真；而谢安虽不热衷于功名，却向来抱有积极用世的态度，自王导之后，谢家的谢弈、谢玄、谢石都是国之栋梁，而谢安更是东晋擎天之柱。
    王凝之禀性忠厚，文学造诣极深，作为王羲之的儿子，他的书法造诣虽不及父亲与七弟，然而家学渊源，也工于隶草。但总得来说，比之其他几个王家子弟，他逊色多了；他崇尚道家思想，成了一个狂热的王斗米教徒。他按五斗米道的规矩，布置了一个静室。身为会稽内史，政事不问，成日在静室中净坐修炼。即使出门也是去采药炼丹。可以说，这个人已完全走火入魔了。秋瑾同情谢道韫婚姻悲剧，结合自己的不幸婚姻作了《谢道韫》一诗:“咏絮辞何敏,清才扫俗氛。可怜谢道韫,不嫁鲍参军”。也难怪谢道韫要不满了，出身谢家，且不说王凝之迷恋道教，他的才华与家中堂兄弟相比也相差太远了。谢道韫堂兄弟中有封胡羯末四大才子，特别是谢玄（羯）更是威名赫赫，淝水一战，他身为主帅，一举击败了不可一世的前秦百万大军，创造中国历史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所以她每次回娘家，拜见长辈时，总是显得心情悒郁，悲苦流露。谢安知道，也只有叹惜而已。
    谢道韫虽对婚姻不满，但嫁于王家之后，克尽妇道，王羲之一家对她都极为满意。她也在王家显示了非凡的才情，赢得了众人的尊重。
    魏晋时代，清谈之风大炽，一炷香，一盏清茶，一杯醇酒，便可以海阔天空地谈论不休。王献之作为一代才士之冠，经常请一些当时文坛的一流人物来家聚会，所谓“枪打出头鸟”，王献之因才华出众，观点总高出众人一筹，于是，经常遭到众人的联合围攻，所以王献之倒常落下风。这事被谢道韫知道，就使婢女递一写着“欲为小郎解围”的纸条与王献之。王献之暗暗称奇，与会的文人也知谢道韫之名，都同意她参加。由于汉时董仲舒“独尊儒术”以来，男女礼防已受重视，所以王献之设青绫幕幢以蔽之，使外人闻其声而其人。谢道韫便接他们的话题侃侃而谈，面对众人的尖锐的质疑，从容不迫，针锋相对，不一会儿，在座客人竟然全被她所驳倒，甘拜下风。
    谢道韫面对众人狂轰乱炸式的围攻，竟然表现出男子也难有的“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临危不乱，这要得异于谢安的薰陶。谢安的从容镇定史上称为美谈。淝水之战时，他端坐家中与人下棋，前方捷报已到，对弈与旁观的人屡次问他，他只是不说，一直端坐把棋下完。还有晋穆帝永和三年，桓温率兵入朝，当时金陵城中沸沸扬扬，都猜疑桓温无故入朝，不是来纂位，就是来诛王、谢两族。王谢二人却坦然在新亭迎接桓温，随行百官个个惶惊，只敢向桓温遥拜。谢安从容到桓温帐前坐定，见到帐后埋有刀斧手，便对桓温说：“诸侯有道，守在四邻，明公何须帐后置甲士乎？”
    桓温尴尬之极，答道：“恐有猝变，不得不然。”于是撤下刀斧手，言谈多时，二人同入建康。
    谢道韫这种镇定的气质在匪首孙恩率众攻打会稽表现的淋漓尽致，谢道韫在王家这些年，东晋虽然赢得了淝水大战的胜利，但外敌频繁，内乱又不断，飘飘摇摇支撑着。先是三大强藩王恭、殷仲堪和桓玄联手以清君侧起兵，此乱平息之后。又暴发了五斗米教孙恩暴乱，杀伤虏掠、其行为类似与小日本的“三光政策”。
    当时的会稽郡守正是王凝之，这位书呆子竟然不相信教友们为作乱。后来消息已经被确认无疑了，他居然还不加设防，每天只知闭门祈祷。谢道韫屡次相劝他总是置之不理。谢道韫只得学谢安“但尽人事，各安天命”，亲自训练家丁。
    由于毫无防备，贼兵长驱直入会稽城，王凝之及诸子都被贼兵杀害。此时谢道韫尽显巾帼本色，丈夫儿子被何杀，她强忍悲痛，举措镇定，命令婢仆执刀仗剑，组成一支小小的突击队伍，谢道韫抱着小外孙亲自断后。但终因寡不敌众而悉数被俘。孙恩看到她手里的刘涛，误认为是王氏子孙，便命人拿下去杀了。谢道韫厉声说：“事在王门，何关他族？此小儿是外孙刘涛，如必欲加诛，宁先杀我！”孙恩这位杀人魔王竟然为她的义正辞严心折，不但不杀她的小外孙，而且派人送她回家。
    孙恩之乱不久就被平判。谢道韫后来一直寡居会稽，会稽名士辈出，文风鼎盛，毛泽东也称绍兴为“名士之乡”。当时的绍兴的后辈学子慕谢道韫之名，时常前来向寡她请教。此时她已逾知命之年，文学上的造诣也越来越深。中国有许多文人都有相似的经历：经劫难而人生观发生蜕变，而作品也因此而真正走向成熟。南朝庾信早年写宫廷艳文，拘于宫炜声色，伤于绮靡浮艳。和徐陵并称“徐庾体”。后来因侯景作乱，南朝涂炭，他出使西魏而被强留，后又仕北周，但因国破家亡，风格变成了练达苍劲。杜甫说：“庚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指的即晚年所作的《哀江南赋》、《拟咏怀》等作品。还有李煜也以“亡国之思”而被王国维称为承前启后的大家。谢道韫的创作历程也大体如此，少女之时也作过一些“为赋新词强说愁”的诗文，但到了晚年的诗，如《泰山呤》，大笔挥洒，高山仰止之际，虽抒发身世之感，却气度不凡。正如《晋书》所评：“风韵高迈”、“神情散朗，有林下风气。”对前来请教的学子，她如当年清谈时一样，在堂上设一帘帏，款款而谈，求学的学子们都以师道相敬。
    会稽后任太守刘柳素是位见识不凡的人物，慕名来拜；寡居谢道韫不居礼法，坦然相见。事后，刘柳素评价说：“内史夫人风致高远，词理无滞，诚挚感人，一席谈论，受惠无穷。”可惜她的诗文多数遗失，仅传两卷。
    之后，王家逐渐暗淡，谢家却人才层出不究。如谢玄之孙谢灵运，他以会稽与永嘉山水为中心，开创了山水诗派。另外他还开创了韵文形式的地方志。与谢灵运并称“大小谢”的谢眺，据说也是谢安兄长的后人。他受谢灵运的影响较大，继承了谢灵运的山水诗，并加以发展，彻底清除了谢灵运诗的“玄言”色彩，转向感情抒发。即便才如李杜，也对他极为推崇。杜甫说“谢眺每诗篇堪诵“。李白才高傲物，平生钦佩的人廖廖无几，却像杜甫敬重诸葛亮一样敬重谢安，至于谢眺更是屡次在诗中提及，如：“解道澄江静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三山怀谢眺，水澹望长安”、“我吟谢眺诗上语，朔风飒飒吹飞雨”、“"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
    直到了梁朝，深恨王谢两家的候景作乱，尽诛王谢两家。王谢风流也因此而绝。
    如今曲水流觞已成馨竹往事，兰亭精气却依旧长存，五羲之已传至五十二代，虽没出什么大家，却人人学书法。兰亭书法节也为当今绍兴的一大盛事，每年到了三月初三的那一天，书法名家云集，兰亭人身着晋时服饰，与书法家门研讨书学，泼墨挥毫，流觞赋诗。
    
    上下五千年，一堆厚厚的二十四史。真能让我记住也只有与自己近的，和自己情趣所爱的一些人事。魏晋风流，特别是王谢世家，与自成一家之言的《离骚》《史记》成就相差太远。但对我来说，魏晋不仅仅是血雨腥风，也是五千年来唯一一股清新的春风。让禁锢的时代豁然放开，在古板的古代文学中添了一道奇异的风景线。所有的阳春白雪和春怀秋愁，所有的歌功颂德都在这里打了擦边球。翻开晋书，扑面而来的是阳光清风。西汉以来，五四革新之前，也只有这个时代，先秦百家之学几乎又再兴起，儒学也为之失色。

长恨水

乡关何处
  
解放路与鲁迅路的交叉口东面，也就是鲁迅路的两旁，各有石桥，是典型的江南小桥。然而，这种小桥正在绍兴逐渐少去，而他它的兄弟乌蓬船更是只能在风景区存身了。
    关于绍兴的这种变化，我实在是深有感触。
    我家老屋傍水而建。盛夏，夜色明朗，宁静悄然而至。河水在夜色里渐渐清凉，高墙的窗外，天上不眨眼的星辰，似在为谁指引着一个方向。我与弟弟在摊在地上的竹席上头脚相枕，半梦半醒中似乎还在聆听什么。终于，吱——吱——那习惯的声音近了，那夜夜相似的摇橹声。不用看，我就知道，那必然是一个头发半白的老者。近了，又远了，只留下轻吻石岸的水声哗哗。我便睡在了摇橹留下的余音里，吱——吱——犹如童年的摇篮。十二岁时，我们搬进了新居，还是在河边。但那时我不再夜里等候那乌蓬船的来到，那时只能看见机船冒着滚滚的黑烟，后面拖着十几艘轮船，船上的货物不外是水泥石灰之类。于是我在午睡和看电视时，紧紧关上门窗。但那船上轰轰的柴油机喧嚣，还是钻进门缝，搅扰我的安宁。一晃又十年过去了，河面上除了时而墨绿时而暗红的河水，已经难得见一艘船了。
    
    绍兴越来越像一个暴发户，石桥被移平，河道被覆盖成了下水道，乌蓬船被封存，仅余的一点小镇风味被逼到了城市的边缘。取而代之的，是凌乱交错的街道。她的脚步是这般仓促，又义无反顾，来不及回味一个摇撸的韵律，听一听河水的申诉。她忘了历史的任务不仅仅是替代，还应该有保留。
    
    中国从清朝乾隆时开始闭关自首，妄自尊大，自此中国在文明进程上就慢了欧美人好几拍。这是全方位的落后，举例来说：欧美人在努力返回自然时，中国只是作一下口头呐喊，实质上还是在破坏自然。罗马角斗场，巴特农神殿，这些都是两千年左右的建筑；而中国呢，宋朝以前的建筑能保留的也极少。这固然有建筑原料上的因素——包括罗马角斗场，巴特农神殿，欧洲的建筑原料大都是石头，而中国却以木头为主。但这并非借口，雷峰塔作何解释呢？它的倒掉，五四的文人们将它作为一种象征，纷纷撰文，鲁迅更是一论再论；然而追究实质原因，它不过是因为人为破坏。
    
    
    狄德罗说，人类生活越是精明文雅，越缺乏诗意。
    
    绍兴的经济高速发展，同时，城市喧嚣，所有江南小镇的诗情画意在破坏中渐渐远去，所有的怡然自得成了街头急促的脚步。募然回头，也有人发现信马由缰的恶果，发现了本真的遗落。像稽山公园之类是浓缩了绍兴两千五百年的历史造型，试图唤回记忆，然而历史从来都是不能重塑的。刻意营造的诗情画意，只会因为匠气太重而变成庸脂俗粉。
    
    还好，绍兴保留了安昌古镇，那门口的密集的河埠头，那拱在河面的石桥，和小酒馆飘扬的酒旗，还有大红的戏台。无一不展现着江南小镇的古韵。但这几个地方依旧冷落，游人廖廖。我想，在仓皇的现代生活中，毕竟能抛离城市的人。那闲情怡致终归只是一副图画而已，可望而不能及，只能任那小桥流水，洒满月色的清辉。
    想到诗意，我就不免联想到李白。李白一生游遍名山大川，但在羁旅中，他吟唱：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浓浓的乡愁，随着李白的脚步洒遍了大江南北。然而，他却没有回去，那梦中萦绕的故乡，只是在他心里，在他的诗行间。久居的人没有故乡的概念，只有行者才有魄牵梦系的故乡，那是登楼时的眺望，是客旅中凝视的月光。这种诗意是远行体验与故乡意识的溶合，漂泊与回归的频繁交叉。
    然而这个生命的悖论，这种怅怅的诗意，只属于李白，属于诗人。当用车辆替代摇橹，我已不再懂得停泊；当高楼填没河道，脚步渐行渐远，我终于忘了乡关何处。

长恨水

寂寞徐渭
  
沿鲁迅路走上一两百米，就是咸享酒店，属咸享集团。门站着的是孔乙己，正如鲁迅先生笔下一样，瘦瘦的，高高的，一身长衫，一副落魄像。石像是黑色的。店内的柜台也是尺形，但台上琳琅满目，放满各种黄酒及特产。
    这里的散装黄酒，是我迄今喝过最贵的，每斤要十八块，但味道也是最好的；舀上一碗酒，再来碟茴香豆，臭豆腐，然后面街在长方形的小桌前坐下细品——这就是我从城北一直走到城南的目的。
    喝着黄酒，想起好击剑饮酒的李白，会稽也留下过他的足迹，却不知道有没有绍兴女儿红入过他的诗。但即使没有女儿红，在寂寞时刻，稽山鉴水也令他遐思飞越。唐玄宗天宝三年，李白被赐金放还，酒后作诗曰：“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李白才气，千古无双，诗人用他的生花妙笔，把海拔仅数百米的天姥山幻化作一个奇瑰惝恍，缤纷多彩的仙境。八百年了，在李白的这方梦中仙境里出现了一个人物，也好击剑饮酒，颇有些太白遗风，更多的却是桀骜不驯和咸享酒店门口的孔乙己一般的穷困潦倒，他就是一代文坛怪杰徐渭。他的青藤书屋也就在鲁迅路的大乘弄里，从咸享酒店往西就是了。
    
    我是在徐文长的故事的熏陶下长大的，即使说那是我的文学启蒙也不为过。到了长大以后我看了一些他的作品，慢慢对他有所了解了。
    
    他曾自称：“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但不论是诗文还是书画处处弥漫着一股郁勃的不平之气和苍茫之感。他的作品精伟奇绝，充满了"破坏性"情绪。他中年方始学画，却以画的成就最高，书法次之，他的画开启了明清以来水墨写意法的新途径，从石涛，到八大山人，扬州八怪，直到吴昌硕、齐白石都受其影响。郑板桥的印章自称“青藤门下走狗”，吴昌硕称他为“书中圣”，齐白石亦“恨不能早生三百年，为青藤磨墨理纸”。可见他成就之高。而他的诗文也被人称为“一扫近代芜秽之气”。徐渭，用自己生命的桀傲和无奈挥舞羊毫，让线条跟色彩散发着令人血脉骤然贲张、精神极度亢奋的生命本真。
    
    然而，徐渭却是一个凡高式的悲剧性艺术家。曾自杀九次，却一次也不得死；到了晚年更是究困潦倒。他为人狂放不羁，个性孤傲倔强，这些与他的人生际遇不无关系。
    
    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僚家庭，父亲在他出生不足百日父亲就去世了。到得他十岁时，生母被正室夫人赶出家门。幼夺母志，直至暮年，他对此依旧耿耿于怀。因为是庶出，上面有两个原配所生的兄长，所以地位极低。他青年时考秀才不中，在给督学官员请求复试的信中，他说：“学无效验，遂不信于父兄。而况骨肉煎逼，箕豆相燃，日夜旋顾，惟身于影！”到二十一岁时，家道中衰，徐渭入赘潘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自然而然地养成了徐渭执拗偏激的性格。不料，婚后的短短五年时间，妻子病逝，两位兄长亡故。一连串的打击下，徐渭离开潘家，开始过他“居穷巷，蹴数椽，储瓶粟十年”的清贫生活。
    徐渭少有才名，恃才傲物，十余岁就能仿扬雄《解嘲》作《释毁》，声震全城。却不料到了二十岁才勉勉强强拿了一个秀才，之后参加了八次乡度，竟然一直不中。其实仔细想想，他在科举上的失意也非偶然，他个性张扬，不喜束缚，自幼便博览群书，讨厌四六文章，更何况那些规行矩步的夫子文章呢。
    
    徐渭虽然常给人以恃才纵诞的感觉，实质上却是一个具有高度爱国热忱的人。倭寇侵扰、杀掠浙东，徐渭结束了自己的半隐生活，入胡宗宪的幕府掌文书。黑巾白衣，出入总督府，纵谈天下事，旁若无人。又因作《献白鹿表》而得明世宗赏识。这似乎是徐渭最为得意的时光。其实不然，因为公务，胡宗宪与严嵩常有往来，徐渭替胡作书时少不了一些阿谀奉承之词。而徐渭能严嵩深恶痛绝，他的同乡挚友沈炼就是因弹劾严嵩而被迫害至死的。他的诗文杂剧中也有讽刺严嵩的作品，比如《一捧雪》。
    
    后来，严嵩倒台，胡宗宪被弹劾为严嵩同党，第二次被逮时，悲而自杀。徐渭深受刺激，一度发狂，精神失常。因为惧祸，他自撰墓志铭，蓄意自杀，而先后自杀多达九次，自杀方式听之令人毛骨悚然，其中一种方法便是用利斧击破头颅，血流满面，头骨的某些部位被击碎，揉之有声。明史里也说：“宗宪下狱，渭惧祸，遂发狂，引巨锥剚耳，深数寸，又以椎碎肾囊，皆不死。”有一次狂病发作，因为怀疑妻子不贞而将她杀死，被捕入狱七年，经张岱祖父张元忭等人相救才也出狱。
    
    
    徐渭曾师从于王阳明弟子季本，阳明心学的观点是“心即是理，心外无理”，本身就是对占统治地位的朱熹理学的反叛与挑战，而加之徐渭本身的性格，更为当时礼法之士所不容，出狱之后连张元忭越来越疏远。到了晚年，他心灰意冷，便不出山阴一步，处于一种自我放逐，自我埋葬的状态。他一生不治产业，所以晚年时陷入穷困潦倒的境地，到得无米下锅之时只得以卖画度日。但他蔑视权贵，如他题《螃蟹图》云：“稻熟江村蟹正肥，双螯如戟挺青泥，若教纸上翻身看，应见团团董卓脐。”这正是对权贵的憎恨与轻蔑。所以凡是当官的前来求画，连一个字也难以得到。
    
    1593年，七十三岁的徐渭在贫病与怨愤中躺在稻草堆上默默死去，他的身后就是唐尧以后来最为暗淡的明朝。但因为离我们比较近，所以我们还能感受到它的气息，也还能触摸到徐渭的脉搏。
    
    距今已经四百多年了，大乘弄的青藤书屋与八百年的沈园相比，显得冷冷清清。前两年，朋友带我去了徐渭墓园，通向墓园的是一条曲折的田间小路，路边有一些野草，还有一些不知名的野花，净净地开着，若有若无地发出淡淡的清香，待我停下来仔细感觉，却又闻不到了。我们又向前走了一段路，见到一个简陋的木牌路标，指向徐渭的墓园。墓园是在一片松树林之后，有墙围着，几间平房，徐渭的陵墓就在屋后的一片树林子里，院内种植的也是松树。我跟着朋友走了过去，松竹浓密，行走时常有一些松树和竹子擦着身子，挡住了我的视线，我用手撩开头顶的几枝树梢，就看到了徐渭的墓了。看过之后，我竟然有些失望，墓是泥石砌成，上面荒凉地长满了野草，石碑上只刻明了墓的主人，连他的《自为墓志铭》也没有。只有墓顶的荒草丛中有几朵野花在风中轻轻摇曳着他身后的寂寥。我在墓前贮立良久，忽然就想起青藤书屋的一副对联来：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如果生存本身就是一种选择，那么徐渭无疑选择了寂寞。他因为不平的人生际遇而性格偏激执拗，加之以才高，便趋于狂放，因为狂放而不近礼法，因不近礼法而不合于世，不合于世成就了他的寂寞。他生前是如此，死后依旧是这样，他的冲天才气，他的孤傲被那个时代戳的千疮百孔，他生前穷愁潦倒，死后也只能葬在这个冷清的田园里。
    
    四百多年的风尘冲淡了徐渭的狂躁，人们把他的不羁视作潇洒出尘之姿，把他的狂放误认为游戏的人生态度。那民间传说里的“徐文长”是那般的机智风趣，洒脱飘逸，其实在那些外表下，掩藏着一个如坟墓般灰暗寂寞的心。
    
    两千多年前，有一个神经质的诗人跟一个渔夫说：“众人皆醉我独醒”，后来他跳了汩罗江；一千五百前，又有一个诗人呤道：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乾隆年间，又有一位落魄子弟说：一把辛酸泪，谁解其中味。鲁迅先生说：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还有一位女子，用小女人演绎了一个三十年代的上海，然后任凭世人的呼唤，固执地躲在美国直到默默死去。虽然不尽相同，但总算同属寂寞；这样说来，徐渭又算不得寂寞了，毕竟身前身后有这许多人与他同病相怜。
    王阳明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
    
    徐渭自己的《题葡萄诗》道：
    半生落魄已成翁，
    独立书斋啸晚风。
    笔底明珠无处卖，
    闲抛闲掷野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