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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转载一篇关于城市和人文的采访报道 [打印本页]

作者: 翔子 时间: 2005-1-16 19:25
标题: 转载一篇关于城市和人文的采访报道
在网上看到了青年记者符郁（网名：浮玉，馥郁）不幸去世的消息，看了众多网友对她悼文中的赞许和惋惜，有了了解一下其人的想法。顺着google，看了她对龙应台的采访文章，觉得对于我们城市和文化的建设问题着实有借鉴的意义。转载于下：

《经济观察报》
http://www.eobserver.com.cn/ReadNews.asp?NewsID=6739
龙应台：愤怒也是一种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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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符郁北京报道 2003-11-10 16:05:54  阅读 2015 次
   对于公众来说，亲眼见证传奇的开端有时比什么都来得更重要——它能为个体带来成为历史一部分的安全感，从而有效地舒解生命中那些无以寄托的空虚焦虑——至于传奇的下文，就没有那么多人关心和在意了。
三年前龙应台出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曾经是最具轰动价值的年度新闻之一，它所引发的关于知识分子进入权力体制的话题讨论，在某种程度上触动了知识分子这个群体长久以来在清浊之辩问题上的敏感神经。三年过去了，当2003年2月龙应台婉拒台北市市长马英九的再三挽留，辞去了台北市文化局局长一职的时候，引来的关注已经远远不如上任之初。
但对于龙应台本人而言，开头和结尾理当同样重要，“我在台北市政府工作了三年三个月又三天，而佛教的大地观就刚好是三年三个月又三天，很凑巧。”身形瘦小的龙应台话语中却带着不容置疑的肯定。
本月底，卸任后成为香港城市大学客座教授的龙应台来北京做了两场演讲，内容分别涉及到城市文化和全球化问题——对于北京而言，这也是两个在重要性上逐渐压倒其余的发展课题——龙应台并未掩饰她的疑虑和担忧。
“你要跟别人竞争，跟巴黎、伦敦、纽约竞争，是要把自己的老房子都拆掉然后建跟他们一样高大的房子来吸引他们吗？他们难道是为了老远跑到北京来看跟他们的长得很像的房子吗？他们老远来接受中国文化，是为了要看到中国跟他们完全一样吗……等到奥运村整个都完成了之后，再去问这些问题恐怕都已经太晚了。”
提问者离去，把巨大的疑问留在身后，留给这个因历史而格外负重的城市。值得那些渴望成为传奇开端缔造者的人警惕的是，对于一个城市的传奇而言，重要的也许不是开端而是后来。
访谈
问：现在回过头来看你在台北市政府经历的这三年三个月又三天，你的最大遗憾是什么？是否还有什么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
龙应台：应该说还有一千件我想做而未做到的事情，因为时间太短。但是，也因为一开始就了解时间太短，所以知道我要做的事情是去打基础，就好像要建一座大楼，我这三年所做的只是在地下压了一个深坑，把砖头放进去，水泥灌进去，可地上还是乱糟糟的，然后站在工地上，觉得还有一千件事情没有做好，当然有遗憾。可是就这三年三个月又三天而言，我的最大目的也就是打地基，在这方面我毫无遗憾。
惟一的遗憾是，如果不是文人的内在自我要求我离开，再熬两三年我可以让地基打得更稳，对于这个城市的责任感会做得更好——但是我自己选择离开，所以也不能称之为遗憾。
问：在你任职文化局长期间，除了与台北市政府其他部门的争论摩擦之外，是否也面对过来自民众的压力？比如说市民有时也可能会觉得，我们不需要你要保护的这个老房子，我们更需要一条高速公路，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龙应台：这三年多之中，一般而言，都是我得到高度的市民支持，几乎每一次我和“议会”之间发生什么直接碰撞的冲突事件，第二天我的办公室马上就会有接不完的市民电话打来支持，还有送花的、写信的，一直到我走的时候，市民的关心和支持都不曾间断，甚至有市民发起了联署运动来挽留我。市民的支持是让我一直做到底的很重要的力量来源。
至于说如果有房子我坚决要保存，而有人要拆，我自己当然先会判断，在这件事情上我做得到底对不对；另外，我一定会对市民支持或反对的程度作出评估。其中一个最激烈的案子就是大稻埕教堂事件。在台北老区的大稻埕教堂，1915年由台湾茶商李春生设计建造，是一幢美丽的红砖老教堂。教会的其中一部分人要把它拆掉建一座10层的高楼，而我坚决地要保存，就在古迹的审定过程中，教会派人半夜去将房子拆了一半。但当时广大市民的主流意见还是赞成保存的，所以，总结起来倒还没有一次事件与广大市民的意志相违背。
在今天的台北市，对于历史和记忆的保存其实已经成为文化价值取向的主流了。
问：你在几年前谈到过“公共空间之必要”，那么概括地说，城市需要什么样的公共空间？
龙应台：公共空间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具体的城市空间，比如广场，就像以前的农村里有庙，庙前面的地方就是居民聚集的地方，大家就在那儿或是在一棵大榕树下聚集聊天，这就是一个村落的公共空间。在西方则以教堂为中心，或者以市政厅前面的广场为中心。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村落、任何一个小区，民众其实都需要一个公共的空间，在那里人可以做感情的交流、意见的交换和辩论，这是需要的。
公共空间的另外一层意义，不是指具体的广场、具体的空间，而是一个抽象的空间，一个对于公共议题公开讨论和辩论的地方。在自由的社会里，报纸上会有整版的民意论谈，对于关系到这个社会、这个城市的未来问题，不管是政治的、社会的、还是环保的，乃至房子的拆迁，都会有各种意见的呈现，经过交流和辩论而最后形成共识，比如到底是开发优先还是保存优先。但是在一个比较不开放的社会里，就缺少这样的公共空间，这样政策制定起来就会独断独行而非经过市民和专家的广泛深入讨论。所以说公共空间是必要的，在有公共空间的社会里面，制定的政策会比较符合这个城市里的人的需要。
问：你今天谈到“全球化了的我在哪里”，那么你认为，个体心灵的流离是全球化进程中我们必须担负的痛苦吗？
龙应台：我不认为是。比方说，一个四合院里住了一辈子的老太太，突然一夜之间你把她所习惯的生活的空间给毁掉了，这就造成了她的心灵的流离。如果一个城市里有相当高比例这样的人，如果有百分之十的人被迫进入了这种内在的流亡状态，你或许可以说，这是为了我们城市的进步，但这牵涉到社会学、政治学的公平和正义的问题，社会到底有没有权力为了所谓的“整体的利益”而牺牲其中一部分人的利益？这是一个值得辩论的问题；第二，所谓整体的利益，请问是谁来决定什么叫所谓“整体的利益”？由这个社会里百分之几的人来决定，这是不是很可疑？
问：你曾经说过，“我是一个有笔的人。笔，是一种权力。”任何权力如果没有制衡机制都会有被滥用的危险，你认为知识分子的笔端权力也是如此吗？
龙应台：在一个比较成熟和开放的社会中，任何一个作家写的东西都会有别人来批评。这就回到刚才讲的公共论坛、公共空间，这本身就是一个制衡的力量，这就是说你尽可以胡说八道一套，但是别人可以检验你。此外还有市场的机制，如果这个作者写的东西无法打动人心，或者是根本没有切到时代的痛点，他的书就会卖不出去，他就没有权力可言，所以知识分子本身也有一个制衡的力量。
问：十八年前你以“愤怒”的形象出现在台湾文化界，十八年过去了，你现在变得温和了吗？
龙应台：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老是愤怒也不行啊。
这要看你怎么解释“愤怒”。在1984、1985年我写《野火集》的时候，看到的现象使我决定用“愤怒”的方式来达到我的目的。所以，其实愤怒也是一种姿态。在这十几、二十年之中，台湾社会有了整个的内在质变，此时社会的问题恐怕不能再以愤怒的方式、姿态去处理了。对于这个问题最好的回答是，十八年前你可不可能想象龙应台进入政府去做官？十八年之后她竟然会进入政府三年多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如果有愤怒的话，也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了。
问：不同地域的读者对你的作品有各种误读，误读对你的写作是否造成了很大损害？
龙应台：没有。对我而言，这其实使我的写作生活更丰富。现在我的每一篇文章都会在台北、吉隆坡、新加坡、香港和广州五个地方同时发表，五地读者的反应往往都很不一样，读者的反应让我认识到，原来各自的社会是这么一回事。比如我的《紫藤庐和星巴克之间》那篇文章，我完全没有想到，大陆的读者会反应那么强烈，我这才知道原来全球化、现代化的问题是如何深深地撞击着生活在大陆的人的心灵，这对我是一种经验的丰富。
至于说到误读，任何一篇作品出去之后，它就是一个独立的生命，本来就应该要接受任何可能性的误读。这是正常现象，随便它。
问：你曾经表示过，卸任之后会写一本关于城市发展与文化政策理念的书，这本书已经完成了吗？
龙应台：还在整理之中。
问：什么时候能和我们见面呢？
龙应台：我希望年底前吧。

( 本报记者符郁北京报道 03-11-03  133 )

作者: hfy2599 时间: 2005-5-17 00:06
没人顶你..我顶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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